年轻时的朱素萼，原本没想过要做律师。她爱好书法和绘画，于是想学艺术，为此，她还在苏州的一所术学校，读了一年书。

最终决定不以艺术为职业，原因是她发现，艺术家都很穷，如果以此为职业，她就永远不能经济独立，就永远要依赖他人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为了做一个独立的人，把自己的爱好完全抛弃掉，还是很值得称道的。她那时候甚至想，自己这一辈子可能不会结婚了，因为按照传统的三从四德观念，这些都是影响她独立的因素。

朱素萼没有后悔自小做的这个决定。事实上，作为中国第二批律师，朱素萼做得非常成功。但另一个不结婚的想法，就没有如愿。朱素萼后来还是结了婚，因为随着时代巨变，她找到了“不影响独立的婚姻”。

可对于自己的另一个决定，朱素萼就悔不当初了。

这个决定是，当一名作家。据她讲，小时候，她读了很多古书，到高中时，她又看了很多新时代的书和杂志。而从她的文章经常被贴在墙上这一件事情来看，她的底子不差，因为“很少有学生的文章会被选中贴在墙上”。　

当然，这件事，朱素萼是一直到了自己在“反右”斗争中被困，几年时间里无所事事才后悔起来。她说，如果选择当作家的话，那几年时间里，她可以呆在家里写小说，出几本书。

“我会养活自己”

朱素萼的父亲，是清朝举人，民国时，在常州城里做银行经理。而母亲，朱素萼说，只是“识几个字”。

“我并非出自书香门第。”对于自己的家庭，1901年出生的她如此评价。

朱素萼认为，自己以及家里的七个兄弟姐妹都读书，是因为父亲思想很开放，认为男孩和女孩都应该读书。朱素萼是三女儿，也是家里唯一一个读了大学的女孩。

相比父亲，文化程度很低的母亲，原本理应思想不太开放的母亲，至少也没有太强求子女们坚守传统。

朱素萼回忆，小时候，母亲给姐妹缠足，也给她缠，但朱素萼明显不乐意。于是，早上朱素萼的脚被缠起来，晚上她自己就已经给“松绑”了。

13岁那年，母亲抱怨说，你不想裹脚，我就随你，你将来别想嫁出去。对此，朱素萼似早有准备，她说，我嫁不出去，无所谓的，我不会吃你的，我会养活自己！

辛亥革命后的第四年，也是民国的1904年，朱素萼和她的姐姐一起，去了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。这是一所“洋学堂”，学生不多，有的父母觉得孩子在“洋学堂”会学坏。

不过，朱素萼没学几年就辍学了，原因是母亲病了，希望朱素萼能在家陪着她。一陪就是好几年，回忆起这些年，朱素萼说自己“挺不高兴”。

“有一次，我的老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，问我为什么这么久了，还不去上课。我母亲和姐姐试图把这封信藏起来，不让我看，但我发现了。读了这封信以后，我哭了。”这之后一年，五四运动爆发，她决定离家出走。

朱素萼去了上海，在那儿先是读爱国女中，接着读了4年上海法学院（原名上海法科大学，系上海财经大学前身）。

“为什么女人就该被压迫”

朱素萼觉得，自己小时候的这番性格，与见识了家里不少亲戚命运有关。

“我看到亲戚家里都是男人压迫女人。”朱素萼的妈妈，有两个妹妹，都嫁入了名门望族，但遭遇并不佳。朱素萼说，她们的丈夫赌博，吸鸦片，还和别的女人一起鬼混。

朱素萼知道这一切，因为这两个阿姨（母亲的妹妹）经常找母亲哭诉。

“看到阿姨们的痛苦，我不禁想，为什么女人就该被压迫，被虐待？她们不也是人吗？清朝的封建制度还在，妇女就仍要受压迫。哭过后，我对自己说，不，这不对。为什么女人要被欺辱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学法律。法律有什么用？保护女权，伸张女权。”

这是朱素萼在自己90余岁时，回忆这段时光的一段话。显然，女权这个词，是在五四运动后，才出现。

相比父亲思想上的开明，朱素萼在思想上其实是更为彻底地与传统做斗争。一个例子是，朱素萼的二姐，因为只看了照片，未看真人，答应了婚约。等见到真人时，很不喜欢。

父亲于是拍案而起说，去衙门抬她吧！但媒婆说，如果你不守婚约，你女儿就要坐牢。父亲于是就退缩了，不得不兑现约定。这事若换了朱素萼，就铁定不会嫁。

但在接受新思想之前，她的这番性格，只会被家人说成是倔强。就如同她对于自己离开学校，郁郁寡欢，但没法表达。毕竟，在当时的年代，孝顺父母是女儿的义务。

直到新思想进入她的脑海，她才开始用新眼光来审视当时的情况。问题也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是“我应该履行自己的义务吗？”而是变成了“我应该继续受控于父母吗？”离家出走，也是由于新思想的影响，而在此之前，这是以往的年轻女子从来不敢做的决定。

“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”

朱素萼明显为自己去上海的这个决定感到兴奋，而这次移居，在很大程度上为她未来的独立生活，提供了可能性。

她的二姐读完了师范，留在了家乡，又不情愿地被轿子抬走，陷入了包办婚姻。相比之下，朱素萼在上海，可以“选一选”，而且她32岁时跟自己选的男人结了婚。

在当年常州这样的小城里，违背婚约的女人，会被社会遗弃，这也是朱素萼的父亲不得不强迫她姐姐完婚的原因。但是在“五四”后的上海，无数的年轻男女都逃出了包办婚姻，在那里得到了庇护。

朱素萼是上海法学院第三或第四批女毕业生，比她早两年毕业的学生，比如史良，是中国首任司法部部长，生前还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民盟中央主席。

1930年，朱素萼大学毕业，开始从事律师职业。在她印象里，她的女同学从事律师业的不多，除了她，还有一个。其他的，有的做了法官，有的直接嫁人。

据她回忆，那时候，她做律师的收入非常高。具体多高，可以从同时期另一位女律师郑毓秀口中窥见一斑：办大马路（今南京东路）某房屋拆迁一案，收入为当时跑马厅赛马的头奖。而当时，跑马的头彩，从最初的10万元，涨至22.4万元。

朱素萼彻底实现了小时候心中“幻想”的经济独立。不过，据她说，她又与别的律师不同，她不收穷人的钱。“一些辩护律师，如果你不给他钱，他是不会出庭的，他们每次出庭都要收两百块大洋。我从来没有那样做，史良也没有。”

相反，朱素萼愿意主动提供法律服务。从上海律师公会留存下来的法律援助案例记录来看，朱素萼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，而当时在上海律师公会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中，女性占了较大比重，尤其是那些被家庭抛弃的女性。

朱素萼不仅把自己看作新世纪的职业妇女－－女律师，而且也看作是妇女运动的活动家。

实际上，在大学期间，女权主义就已高潮。大学毕业后，朱素萼创办了中华妇女国防会，担任会长，还担任了当时的政府妇女机构及上海妇女救济联合会的委员。

那时候，朱素萼30岁出头，便和几个女委员去南京请愿，希望政府给妇女更多的国会席位。这次请愿，因为抗战不久后爆发，而成了泡影。

朱素萼于是毅然决定参加抗战。她组织妇女收集衣物，帮助难民，还开了一门救援训练课，组织女学生参加。据她回忆，那时学生很爱国，不需要动员，她们就自愿前来提供服务。

这期间，朱素萼接受了很多捐赠，这些捐赠，最后被用来购买衣服、香皂、牙刷、牙膏、毛巾、袜子等。朱素萼借了缝纫机做大袋子，把所有货物都放进去，然后送到何香凝家，由何将货物全部送给新四军。

1938年，朱素萼创办了《中国妇女》杂志，并担任杂志编辑。她回忆，杂志也经常有投来的稿件凑不成一期的时候，她就自己写，写了很多。这本杂志，在1941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后，就停了。实际上，根据《上海出版大事记》的记载，朱素萼还创办了一份《妇女时代》的刊物，但只出版了一期。